2019年4月27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招考。本次会议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联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共同主办。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数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Erik S. Maskin），哥伦比亚大学全球经济治理中心主任、教授扬·什韦纳尔（Jan Svejnar），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埃里克·伯格洛夫（Eric Berglof），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长文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黎安出席活动并发言。会议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陈旭出席仪式并致辞。陈旭表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在国际上发起并成立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ociety for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SAGE），旨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关于政府激励、政府行为和政府如何影响经济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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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2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召开“新中国70年经济学总结国际研讨会”并由创始院长、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稻葵发布同名报告。报告阐述了对建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经济学总结的重要意义，主张从实践中提炼经验教训，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前景和可能遇到的挑战。出席会议的有包括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在内的众多国内外顶尖学者。会议由ACCEPT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李稻葵认为，新中国70年经济建设在实践层面成就非凡，讲好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中国理论，从学理方面总结经验和教训，不仅是进一步发展的必修课，也可以在国际上增进理解，化解误解。回顾70年历程，前30年与后40年既有一脉相承的主线，也有经济发展思路和体制、机制方面的巨大差异，因而需要分别加以梳理。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一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从经济理论的角度获得的两条宝贵经验是：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是快速发展的基础；自主创新完全可行，但关键在于开放学习、引进和利用人才。此外，这一时期也为中国带来了三方面值得反思和铭记的教训：1-市场作用被行政力量全面替代，经济发展效率极其低下；2-经济发展离不开给予政府决策者恰当的行为激励；3-决策权与决策过程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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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7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ociety for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SAGE）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召开。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陈旭与SAGE学会发起者兼学会联合创始主席、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ACCEPT）李稻葵分别为大会致辞。 李稻葵在开幕词中首先介绍了去年于清华校庆期间创立的ACCEPT研究院。李稻葵表示，研究院的使命，就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与思想，为世界提供经济学新知。根据李稻葵的研究，一国的经济发展若要为学界理论发展做出贡献，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增长必须可持续：中国的快速增长已逾40年，且远未结束；其次，快速增长的成果需造福其他经济体：当下作为国际热点的一带一路峰会便是证明；其三，该国需与国际学者携手合作，阐明自身的实践成果，并将其在理论层面升华。 研究院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发展目标：第一，构建名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新经济学分支，在经济发展中理清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把政府看作市场经济的推动者、利益相关者，而非阻挡者；第二，在重大政策课题方面提供建议，推动国家进一步发展；第三，通过相关研究，提升清华大学自身经济学的建设。李稻葵表示， SAGE学会的成立，正是基于ACCEPT研究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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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7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ociety for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SAGE）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召开。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和李稻葵一起，出任学会的联合创始主席，并在大会上致辞。马斯金以PPP（政府与企业合作）机制为切入点，同与会代表和现场听众介绍了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马斯金表示，在医疗、卫生、税务甚至制药行业，因投资大、风险高、且涉及到公共产品的服务和提供的关系，这些行业自身的问题无法有效地通过市场解决，所以需要政府和在特定领域具备专长的私营企业共同开发、运营。马斯金认为，不能把中国政府看做一个单一机构，事实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具体问题上亦存在矛盾。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需求，可能会选择成本高，但吸引眼球的“面子工程”，而PPP机制能够通过承包商和政府间成本的分担，帮助中央政府排挤真正的高成本项目，减少误伤，同时满足多个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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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7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ociety for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SAGE）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召开。 SAGE学会联合创始主席之一，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数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在大会上宣读了国际经济学会（IEA）和美国经济学会（AEA）发来的贺信。IEA主席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在贺信中表示，他非常欣喜地得知SAGE学会成立，对马斯金和李稻葵教授担任创始主席充满信心与期待；AEA主席、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则指出，政府和政府政策在所有经济体当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常支持成立SAGE学会，希望该学会的研究工作能够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于政府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解。 以下是贺信全文：“I am delighted to learn about the founding of the Society for the Analysi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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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7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ociety for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SAGE）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召开。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出席大会并致辞。林毅夫教授认为，建国70年来中国的发展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金矿。改革开放是渐进的，不是一下子市场化、宏观稳定化。虽然当时国际主流的看法认为，认为中国这种转型方式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是中国实现了40年稳定和快速的发展，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谁把这个道理解释清楚，一定可以产生新的理论。李稻葵和马斯金共同倡导成立的SAGE学会具备了天时、地利和人和三大要素。主流理论忽视了结构的内生性和转型经济扭曲的内生性，因而在具体实施中经常失败。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密集的产业没有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要想发展必须靠政府保护补贴，但是政府的干预扭曲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以及各种激励机制的扭曲，所以发展不成功。很多转型期的国家，推行由市场决定的市场化，产权清晰的私有化，以及为此宏观稳定的稳定化，忽视了在转型期之前存在的保护补贴是一种扭曲。补贴消失后，这些产业必然都全部倒闭，造成大量失业。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当中，处理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有市场，资源才会得到好的配置，有竞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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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7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ociety for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SAGE）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召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埃里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of）出席大会并致辞。埃里克·伯格洛夫从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分析了国家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伯格洛夫认为，对于单个经济体而言，从中等跨入高等收入非常困难。这其中结构调整、社会公平、技术变革、人工智能、环境污染、就业减少等诸多因素都对新兴发展中国家构成制约。对后发经济体而言，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国家层面相对应的产业政策必不可少。首先，政府要有能力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其次，政府要有独立的官僚体制以产生先发优势；第三，政府的司法和行政体系要独立，能够维持和执行竞争机制。根据伯格洛夫的观点，不同发展阶段竞争所带来的结果不尽相同，竞争效果未必符合政府预期。因此在诸如产能调整的过程中，政府需要通过大胆放弃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压缩企业的分散程度，实现提高能效、减少污染的目标。政府还需明确自身弱点，以垂直产业政策，有针对性地对特定部门加以支持和补充，从而推进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伯格洛夫相信，正在转型期的中国，有潜力，也有能力向更高收入水平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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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7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ociety for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SAGE）成立大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大会并致辞。蔡昉教授认为，1990年前后是国际贸易格局的分化点。在此之前发展中国家和前计划经济国家较少参与国际贸易，之后情况则相反，因此出现了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发展更快的趋势，从全球化中获益，而高收入国家相对收入下降，世界经济第一次出现了趋同的现象。全球绝对贫困人口在90年代以来有了大幅度的减少，其中中国贡献了76%。而全球化的收益在国家内部并没有得到平均分配。美国资本收益的提高没有被所有劳动者分享，出现了中等阶层的减少和中间技能产业岗位的消失。对中国劳动者而言，2004年之前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工资增长并不明显，2004年之后劳动力的短缺导致工资的迅速上涨，人口红利消失，资本配置带来的全要素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下降。要保持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充分的竞争，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政府与市场究竟谁优谁劣或如何结合的讨论随着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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