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2日，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共同举办的第三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暨Journal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创刊仪式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ACCPET研究院院长、SAGE学会联合会长李稻葵，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亚当斯讲席教授、SAGE联合会长Eric S. Maskin进行开幕致辞。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成都市原市长葛红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新开发银行行长，巴西前经济部长Marcos Troyjo；伦敦政治经济学院IG帕特尔讲席教授、英国研究院研究员、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联合主席Nicholas Stern等多位嘉宾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

        研讨会上还举行了经济学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JGE）的创刊仪式。爱思唯尔（ELSEVIER）全球期刊出版高级副总裁Curtis Louise对政府与市场经济学领域的第一份专业国际期刊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刘涛雄、ACCEPT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JGE执行主编、清华经管学院教授黄张凯及爱思唯尔出版社代表等一起为新刊揭幕。

        李稻葵在致辞中介绍，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一批清华大学及国际经济学学者，在过去几年中认真打造的一个经济学分支，时至今日，政府已成为当代市场经济中极为活跃、重要的参与者。基本所有的现代政府开支都占GDP总量30%以上，很多国家达50%，尤其是在自然灾害、疫情、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比重仍在持续提高。一个经济体发展是否良好，运行是否平稳，是否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关键取决于政府行为。政府的行为好坏，是由一系列的机制所决定的，这些机制决定了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决策者的行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到底发挥了何种作用，哪些政府的机制能够让市场与政府最佳匹配，从而让市场经济能够发挥最大潜力，这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研究的初衷。李稻葵指出，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中国过去70年的经济发展传递出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一定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自身的行为，而这是当代经济学研究不够重视的地方。他表示，希望通过打造这个新的学科，拓宽海内外经济学研究的视野，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并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接受目前中国在处理市场经济问题上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做法。

        彭刚认为，此次学术会议是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从创立之初就强调文理融合、中西贯通，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发源地，清华大学的社会科学发展于20世纪初，在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有光荣传统，曾为中国各类现代科学的创立与发展及中国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表示，清华大学文科发展未来将致力于打造一批基于中国经济实践，又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学科，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经济学领域的重要探索方向。此外，《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期刊的创办，也是相关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他强调，清华大学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学科创建，把中国的实践融入学科的发展，未来还将进一步进行教学和教材的改革探索，为世界经济学教育发展贡献力量。

        作为SAGE学会联合会长的Eric S. Maskin，首先肯定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即政府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影响着市场的表现与繁荣。他认为，同亚当·斯密的时代相比，政府参与GDP的比重从5-20%上升到60%，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发生重大变化。首先，从19世纪开始，政府在保障社会福利、建设基础设施、维系公共教育、关注生态环境、维持市场监管、提供公共产品、保护新型产业、补贴科学研究等方面贡献突出，并在抑制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上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马斯金以20世纪的美、德、日、韩等国的崛起为例，从侧面佐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通过诸如扶持相关企业、转变土地用途、扩大和深化金融市场等一些措施，是政府主动与市场良性互动的鲜活案例。关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期刊的创立，马斯金指出，在现有的公共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政府的职责及其干预经济的方式、动机等相关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面、准确的论述，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因此成为重要的空白领域，两者之间的互动更值得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针对当下的碳中和热点，Nicholas Stern首先指出其中的四大挑战：其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四者共同作用，改变了人们对于传统增长模式的理解；其二，未来三四十年间全世界要实现净零排放，时间紧迫；其三，面对不断涌现和发展的新技术，人们无法给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其四，新的发展模式会给生产和消费带来错配现象，如果相关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实现零减排的过程将被放缓。虽然市场的作用非常巨大，但斯特恩认为若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单纯依靠市场并不可行，经济学家不但要认识到市场力量，也要了解市场的缺陷。在失灵和缺位的状态下，即使处于充分竞争状态下的市场，也无法保证其效率。创新研发的保护、资本市场的风险、公共政策的实施以及城市、土地、能源、交通、网络的运转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的效果。他进一步指出，政府需要在以下六个方面给与市场帮助：第一，宏观上明确市场预期，使投资与创新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第二，与私人部门合作，引导更多资源进入技术创新领域；第三；降低、管理、承担基础设施项目和金融资本市场中的风险；第四，完全电网、宽带、交通、循环经济领域中的激励措施；第五，为消费者提供针对相关产品和技术的更多信息；第六，强化与污染有关的监管、定价，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他表示，政府各个部门对于实现这一目标都有责任，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交给单一机构是令人担忧的，应建立相应机制实现政府内部的全面协调。

        据Curtis Louise介绍，Journal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杂志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领域的第一份专业国际期刊。她在出版业工作了22年，知道要让一份新的期刊落地，需要付出巨大的心血。谈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学科的重要性，她表示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针对政府作为市场经济参与者的角色。从已发表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研究数量的增长。在过去5年里，研究的发展和重点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该领域的研究产出整体上增长了30%。Louise相信，期刊在促进研究的知名度和帮助指导研究方向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支持着研究成果产生新的现实应用和影响，帮助新的学科建立、成长。

        Marcos Troyjo提出，什么样的动力使得国家能够发展、崛起、繁荣？答案是政府和经济之间的互动，即国家的崛起意味着成功适应全球化及不断变化的环境，也因为全球化的条件不断发生变化，政府和经济之间的互动及战略的制定也必须随之变化。过去若干年间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情形，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经济民族主义重新出现。他认为，新的全球化阶段出现了以下几个特征：首先，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很多传统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对于新兴国家并非特别有效；其次，政府与经济间的互动导致全球产业链重组，其中地缘政治因素是次要原因，主要因素是重要经济体的个体进化，如中国；第三，跨学科、具备核心技能和多重素质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未来30-40年间周期性经济现象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特洛伊乔表示，今天的全球合作，因相互间的信任缺失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显得不够充分，需要多边开发银行来弥合。

        葛红林指出，政府要做好经济健康发展的守护神，维护好经济的健康发展。一个城市的活力比实力重要，要不断通过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而其中安居乐业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发展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营造好的生态是充分必要条件。目前的住房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而非农村，而城市住房问题的解决不能依赖市场行为配置资源。他提议，每个城市应根据未来发展确定自己常住人口的增减，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同时，充分盘活央企和地方国企在城市中的闲置工业用地。葛红林认为，不应再将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但可以将住房条件的改善作为促进消费的带动力，如家用电器的更新换代。

        高培勇表示，经过疫情洗礼，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从宏观经济政策的配置角度来看，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出发点、落脚点越来越以市场主体为中心。2020年讲到中国的宏观经济的配置，事实上是围绕着“六保”“六稳”展开的。“六保”当中“前三保”最重要，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而“前三保”当中，保市场主体更重要。只有保住了市场主体，才能保住就业，只有保住了就业，才能保住民生。只有做到了这前三保，才能保住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才会有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能源安全等等。“六稳”亦是如此，只有保住了市场主体，才能稳外贸、稳投资、稳金融、稳预期。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他认为，当新发展格局的主攻方向定位为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的时候，要依赖于创新，要依赖于改革，而改革创新的主体，首先是市场主体。绝大多数的改革创新是发生在市场主体的，不仅是在实践层面上，而且在理论层面上，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关系越发清晰。谈及货币政策，高培勇认为，现在讲究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聚焦点也是实体经济和市场主体，同以往泛泛的去谈扩大需求不是一回事。

        吴晓求认为，过去40年中国既摒弃了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没有完全照搬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走了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首先吸收了市场经济合理、科学、文明的成分，它是市场经济，但不是近乎于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而在这条路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在不断优化，“计划经济的模式是政府几乎覆盖一切，市场几乎没有边界，几乎不存在市场。在西方国家的经济活动中，政府的边界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它是很小的，市场几乎覆盖了全部。而我们实际上成功就成功在边界优化上。” 关于政府的作用，他举例说明：中国的五年规划，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是指导性的，不是强制性的，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重点；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使过去40年中M2以两倍于GDP增速快速增长的中国没有发生重大通货膨胀；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中国高铁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交给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不现实，一定要由政府设计；地方政府也非执行简单服务功能，而要承担经济职能，招商引资的核心也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吴晓求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正在丰富人类社会经济学的理论，这对于和中国国情相似的国家可能会更加适用。

        在下午进行的论文宣讲环节中，来自清华大学、杜克大学昆山分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斯坦福&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特拉维夫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知名学府的学者们，针对诸多热点课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