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和其他的学科有一点不同，我们的工作跟国家民族命运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进程，1949年之后，你看1959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大跃进，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亲自号召经济学者反思。他自己花了1年多时间学习斯大林的经济学问题以及前苏联科学院政治经济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有一段时间组织大家3个人3个小组每天下午读书做笔记，后来产生了非常熟知的经济学动态，马上要开60周年的编委会。当时为了积极落实毛泽东主席的很多指示，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时间推到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我们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学者刚从农村下乡回来，有的还没有大学毕业，他们一边积极参与改革的实践。一边写经济学的论文，那是经济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提出了一系列理论，现在我们还在梳理。 到了90年代，我们一大批经济学学者出国留学，系统地学习引进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包括产权理论、公司治理理论、资产定价理论，这批学者很多活跃在高等院校的经济学院系，这是改革开放第二股经济学的热潮。 今天我个人的感觉，到了秋天有点历史感，我感觉我们到了第三轮了。为什么？因为现实的经济活动、经济实践给我们提出了挑战，什么挑战呢？就是我们中国经济过去40多年以来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我们在国际上，刚才朱部长讲的非常好，国际上却引发了很多发达国家的指责。我们就好像一个运动员，运动成绩百米跑的成绩从13秒跑到了10秒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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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邀请我在这次重要的年会上发表演讲。这次我受邀来讲一下国家在转型时发挥的作用，我今天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国家在结构性转型中的作用。转型国家在其经济结构和制度上都曾经历过极为深刻的变革。结构性转型的一部分是重新定义国家的角色以使市场可以正常运作。除此之外，国家应持续转型以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我演讲的重点是国家在更广泛意义上的转型及其如何发挥作用。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许多国家已经历过重大变革，我们应该问自己，为什么想要理解这种变革？我认为是为了了解如何实现增长、增进繁荣以及为了解决不平等问题。一个经验观察是，在收入较低时增长较快的国家在收入增长之后依然会保持较快增速。本次报告在此基础之上展开。因此，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国家被困在中等收入水平，这种情况的存在性存疑，真实的情况是，在低收入水平下增长更快的国家实际上在以后的发展中也会发展更快。 我的猜测是，这是因为国家拥有卓越的适应能力。这种我所说的转型能力，是由于它与私营部门接触而产生的压力带来的。你可以把它看作私营部门带来的有害的、破坏机构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压力。我想说的是这种关系有对经济增长有利的一面。让我再回顾一些基本概念。结构转型是专门用来刻画经济结构转变的术语。如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转变，技术向高附加值产品倾斜，技能水平不断提高等。 所有这些经济结构都必须由制度来配合。因此，当我们谈论结构转型时，它是经济结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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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参加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的线上研讨会。首先我想祝贺李稻葵教授成功发起这一国际学会。我很荣幸成为该学会的创始成员，也非常高兴看到学会的发展。 接下来，我会谈到政府为应对当前的经济衰退而出台的政策，重点谈谈美国和欧盟。众所周知，美国和欧盟占全球GDP总量的45%，再加上中国，就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团体了。所以这三个经济体非常重要，你们显然已经很了解中国了。所以我要补充谈谈欧盟和美国。无论是欧盟和美国之间，还是欧盟各国和美国各州之间，实施的政策都有许多相似点和不同点。我试着从这些角度阐述。 首先，欧盟和美国长久以来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实施经济政策。12年前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欧洲的改革相对缓慢。结果是美国恢复得更快，经济增长高于欧盟平均增长率。这可以作为当下形势的背景参考。现今，在2020年年初，世界经济受到新冠病毒的巨大冲击。不同地区对于病毒的承认时间和反应程度截然不同。譬如，美国纽约较晚承认病毒，之后经历了一段艰难的调整期。同样，欧洲意大利也比其他地区的疫情更为严重。从一开始我们就需要认识到这个多样性，这很重要。疫情席卷之后，全球GDP断崖式下跌，实际上，很多情况是在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看前两个季度的经济数据，绝大多数国家经历了经济衰退，GDP降幅达到8%-12%，还有些国家更严重。美国和欧盟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直到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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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非常荣幸参加第二届SAGE年会。我今天讲的话题恰逢其时，和疫情有关，也契合本次“政府与经济”的会议主题。报告的标题是“疫情下的机制设计”。 大家对通常情况下竞争性市场如何运作都很清楚。假设某个商品有许多消费者和生产者。如果每个消费者i购买数量xi的商品获得收益bi （xi），每个生产者生产数量yj的商品的成本是cj （yj），那么该商品的净社会收益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为了使经济结果达到社会最优，净收益需要最大化，即总收益减去总成本最大化，但还需要考虑可行性约束。可行性意味着总消费需要等于总供给。实现最大化需要一系列因素正常运行。总生产要正常，还要确保每个生产者j的生产正常。还需要每个消费者i的消费正常。这似乎听起来很复杂，但竞争性市场通过简单的工具—价格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假设p是该商品的价格。每个消费者希望将其消费xi的收益减去价格最大化。这意味着其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该价格等于边际收益。同样，每个生产者希望净利润最大化，净利润是卖掉一定数量yj的收入减去生产yj的成本，其一阶条件是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最终市场呈现的是受约束的最大化，这实现了净收益最大化，即在考虑可行性的情况下总收益减去总成本的最大化。 这个结论虽然简单却很有力，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仅靠市场就可以实现资源配置。但假设我们遇到了大流行病，出现了没有市场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之前还不存在。譬如新冠病毒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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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于9月26日在清华大学召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向波涛；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2007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亚当斯讲席教授、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席主席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哥伦比亚大学詹姆斯·绍特韦尔全球政治经济教授，全球经济治理中心主任扬·什韦纳尔（Jan Svejnar）；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of）等出席大会。清华大学ACCEPT研究院院长，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席主席李稻葵致开场辞，研究院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大会。 政府行为对经济运行影响深远，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得益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断调整。为进一步深刻理解政府和市场间关系，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激励问题，清华大学ACCEPT（Academic Center for Chinese Economic Practice and Thinking）研究院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进政府与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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