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7日，由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PET）联合主办的“第五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于线上播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 高培勇指出，疫情之后，对于2023年的经济工作的部署，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上个月举行的全国两会，均使用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且富有深刻意义的表述，那就是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向好。新一届政府组建之后，在整体后面又加了两个字，推动经济运行整体持续向好。如何做到这点，宏观政策的适当配置非常重要。今年的宏观政策配置可以用有所节制来概括，与不少人的预期可能有所不同。在财政政策的配置上，可以用“挤牙膏”来概括它的基本设计的思想。牙膏不是说不用，而是一定要挤到牙刷上，且有计划地用多少、挤多少。高培勇认为，这可以作为关于中国政府和市场经济学原理的一个基本的研究范例。 过去五年，中国总体的财政赤字率总体上没有超过3%。高培勇认为，这主要是基于两个考量，且都符合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基本原理： 第一点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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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27日，由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PET）联合主办的“第五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于线上播出。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中祥在圆桌讨论环节发言。 张中祥认为，不能在理论上和研究中只强调中国经济的特殊性，要深度发掘中国现象背后一般性的理论和逻辑，在理论上寻找共性，才能在国际上带来更多共识。印度现在在国际上具备更多发声和引导议题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印度研究者很善于将本国现象与理论建立联系。 基于中国经济现实，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创新，和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同等重要。现在国内很多研究侧重后者更多，但前者绝不能忽视。与此同时，哪些研究适合放到政府与市场的范围内进行研究也非常值得探讨。现在对基础学科的支持，不能只支持重点项目，还要更多地向小的基础创新点倾斜。比如增加青年项目和面上项目，来支持对基础科学创新的自由探索 - 因为很多大的突破都依赖于小的基础科学创新。市场对于技术的价值有很强的识别能力，有应用价值的创新一定能获得市场资源的支持。建立一个政府和市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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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27日，由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PET）联合主办的“第五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于线上播出。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陈斌开在圆桌讨论环节发言。 陈斌开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教育有三个重要历程： 80年代的经济学者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和参与度都很深，但是彼时的经济学教育普及度不高，真正的经济学人并不多。回顾老一代学者的文章和思想，能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是因为他们在参与中国实践的同时，提炼出适应中国的理论思考；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教育更加普及化和一般化，经济学研究在那个时代取得了巨大进步；2000年之后，学术进步非常快，规范化过程非常快，但这一代学者很大的缺陷是对中国的实际了解不足。现在经济学整个研究和教育可能需要在国际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中国化和本土化。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这个领域的学者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也深刻了解中国的问题。中国学者需要以本国实践为基础，在国际上建立一个以学科为支撑的话语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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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27日，由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PET）联合主办的“第五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于线上播出。广西大学副校长、南开金融发展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圆桌讨论环节发言。 田利辉指出对未来经济学的三大忧虑。 第一大忧虑是市场无度。在当今科技革命的时代，常常是少数一两家公司以资本起家。若任其发展，当资本大到一定规模时会吞噬自我。如马斯金教授所讲，资本会不断加杠杆扩张自己的规模和利润。要防止这类市场无度无序，就需要政府，需要政府与市场经济学。 第二个忧虑是政府无界。政府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天然参与者，既可以是运动员，又可以是裁判员。政府要想有为必须要有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虽然是对立面，却和政府不是对立面。但若政府无界，什么都管，就会回到计划经济模式。 第三个忧虑是青年人无心。年轻人要在科技革命的年代去发展学问、发展中国、推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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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27日，由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PET）联合主办的“第五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于线上播出。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欧阳沁发表致辞，他们对学会成立五年以来，在实践总结、理论创新方面作出的贡献表示了充分肯定，认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为这一新兴领域提供了崭新的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推动了相关学科建设，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和社会科学的协同发展。作为清华大学校庆112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本次国际会议也是清华大学在新型全球化背景下，认真研究回应国际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加快社会科学中“清华学派”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会嘉宾还包括SAGE国际学会联合主席、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亚当斯讲席教授、SAGE国际学会联合主席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德里大学经济学教授罗西尼·梭曼内森（Rohini Somanathan）；广西大学副校长、南开金融发展发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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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院长在主旨发言中介绍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以下简称“学会”）成立近五年来的发展。他说，学会以推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为唯一目标，秉承面向各界开放和学术独立的原则。近年来，学会不断扩大会员规模，国际会员比例有显著提高，并加入了国际经济学会、承办了自有的杂志，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李稻葵院长感谢大学和社科学院对ACCEPT研究院和SAGE学会的长期指导和关怀，并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关心关注学会的工作和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发展。 李稻葵院长表示，中国政府在过去四十余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创立正是来源于中国经济的思想与实践。他希望通过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系统总结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并在世界范围内予以传播和推广。 李稻葵院长简要介绍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范式，也即“七个法则”：一，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二，政府行为对市场经济的表现有重要影响。三，政府的行为取决于相关制度安排，而非偶然或随机的。四，税收体制直接影响政府的激励。五，政府决策者的产生方式对政府的行为有重要影响。六，政府的机构设计影响对政府的行为。七，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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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金教授的发言主题为如何理解金融危机及其解决方案。他指出，近来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倒闭事件勾起了很多人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回忆，引人担忧。面对银行倒闭，各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安抚银行储户情绪。虽然现在断言危机已被完全避免还为时尚早，但有一点不容否认，那就是政府参与信贷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运作对信贷稳定至关重要。 马斯金指出，信贷市场是其他经济部门的命脉，我们需要为现代经济的所有方面提供信贷，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最重要的市场。以马铃薯市场为例，如果马铃薯市场出现了危机，并不会导致汽车市场下行，但相比之下，如果信贷市场运转不佳，所有市场的各个企业都会在投资、支付工资等方面遇到困难。一个更为有趣的微妙之处在于，当马铃薯产业受到冲击时，一些农民的马铃薯歉收，这并不一定会导致其他农民的马铃薯也歉收；但是信贷市场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当信贷市场遭受了一个较小的冲击时，这个冲击往往会被放大，如果一些银行倒闭，这很可能会导致其他银行一同倒闭。与此相关的一点是，信贷市场没有自我纠正的能力。仍以马铃薯歉收为例，如果农民因为马铃薯疫病而无法正常收获马铃薯，其他农民会补上这个缺口，增加马铃薯的供应，我们不需要通过外部干预来使马铃薯市场回到正轨；但在信贷市场中，如果一些银行倒闭了，我们可能会陷入没有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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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很多时候并不来自于科学家在实验室的发明，或者有科学背景的人在工作时的发现。《大繁荣》书中指出，19世纪80年代涌现出大量的新产品和新方法，主要是万千民众新想法的结晶，其中许多人是经济体中商业领域的普通人，并不是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科学家或探索者。这种创新来自于经济体系内部，来源于工人、管理者或者普通员工为生产更好产品或者创造更好方法而自发构思的新想法，这些创新很快在数量上超过了科学家们带来的创新。但是只有五六个国家经历了创新大爆发，创新的产生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活力，经济活力的提高可以催生一系列独特的新兴经济活动，带动相关融资、开发和营销行业的发展和管理者的成长，这些都会带来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工资的提高，以及员工参与度和满意度的提升。 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创新的活力并不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维护“自由市场”，而是在于人们的态度，是否具有创新的欲望。创新者往往不拘泥于主流观念，有足够的洞察力，善于跳出思维定式。他们渴望创新，即使面临各种障碍，也有强烈的希望去改变世界，证明自我价值。我们的统计证据显示，愿意主动出击、接受竞争以及渴望取得工作成就的价值观，会对经济表现产生积极而强大的影响。除此之外，高度活力和广泛创新还需要一个支持创新的社会和政治氛围。中国可以成为巨大的创新源泉，当然存在一些困难，例如难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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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主要分享印度在身份认同和公共政策方面的一些经验，讨论印度试图在世界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双重目标。摆脱殖民主义后，很多国家都比较贫穷，人们身份不平等，以身份划分阵营。新政府至少面临三个挑战，即履行宪法对人民基本需求的承诺，在世界全球化中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也必须减少群体间的不平等和冲突。如何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呢？ 我们先看看印度在1901-1931年英国殖民统治期间不同身份群体（种姓）之间的不平等情况。印度不同种姓有巨大差异。婆罗门是最高的种姓阶级，他的受教育率达到50%。而底层群体，如恰马尔人、桑塔尔人和贡德人，受教育率接近0。在两次普查期间1901到1931年，不平等情况几乎没有变化。印度独立后制定了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安贝德卡尔是印度宪法的起草者，为少数群体争取了单独选区。他想通过宪法阻止种姓迫害，希望通过平权运动为被污名化的群体树立榜样。1955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我们希望所有群体能被一视同仁，一个阶层应向另一个阶层尊重自己那样尊重他们”。宪法试图通过法律实现这些目标。1950年印度有了单独的种姓和部落两大类列表，每一类下面有约有一百个不同的群体，两个大类的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15%和7.5%。宪法规定立法院中的政治席位应与群体中的人口比例相适应，联邦就业和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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