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金教授的发言主题为如何理解金融危机及其解决方案。他指出，近来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倒闭事件勾起了很多人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回忆，引人担忧。面对银行倒闭，各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安抚银行储户情绪。虽然现在断言危机已被完全避免还为时尚早，但有一点不容否认，那就是政府参与信贷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运作对信贷稳定至关重要。 

        马斯金指出，信贷市场是其他经济部门的命脉，我们需要为现代经济的所有方面提供信贷，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最重要的市场。以马铃薯市场为例，如果马铃薯市场出现了危机，并不会导致汽车市场下行，但相比之下，如果信贷市场运转不佳，所有市场的各个企业都会在投资、支付工资等方面遇到困难。一个更为有趣的微妙之处在于，当马铃薯产业受到冲击时，一些农民的马铃薯歉收，这并不一定会导致其他农民的马铃薯也歉收；但是信贷市场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当信贷市场遭受了一个较小的冲击时，这个冲击往往会被放大，如果一些银行倒闭，这很可能会导致其他银行一同倒闭。与此相关的一点是，信贷市场没有自我纠正的能力。仍以马铃薯歉收为例，如果农民因为马铃薯疫病而无法正常收获马铃薯，其他农民会补上这个缺口，增加马铃薯的供应，我们不需要通过外部干预来使马铃薯市场回到正轨；但在信贷市场中，如果一些银行倒闭了，我们可能会陷入没有银行愿意贷款的局面，这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发生的情况。

        在这两个市场中，马铃薯市场是正常市场，而信贷市场则是特殊的。假设疫病导致爱尔兰的马铃薯颗粒无收，其直接影响是马铃薯减产，马铃薯的产量将低于预期，但由于对马铃薯的需求并未改变，我们预期马铃薯的价格会立即上升。价格上升将促使其他地区诸如美国爱达荷州或是中国的农民种植和销售更多的马铃薯，这一过程意味着马铃薯市场可以“自我纠正”。作物歉收确实会在短期内由于价格升高而伤害消费者，但是因为较高的价格诱使供给者扩大产量、增加供给，所以从长期来看，马铃薯疫病带来的影响最终可以得到缓解。值得强调的是，实现这一点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实际上，政府干预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例如，政府可以设置马铃薯价格的上限，或对马铃薯种植者所获得的“暴利”征税，但这会产生反作用，因为这些干预政策阻碍了马铃薯增产，而增产是能够缓解作物歉收的。

        相较于马铃薯市场的自我纠正机制，信贷市场的情况恰恰相反。在经济运作的过程中，有些企业家有想法，但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所以他们无法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同时，经济中存在银行等向企业家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简单来讲，银行有钱，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评估企业家的想法，然后将钱借给拥有好点子的企业家。但实际上情况要更为复杂，因为单单一家银行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所有的好想法。因此，银行自身可能存在向其他银行借款的动力，也就是说，银行可能会通过发放杠杆贷款的方式，用借来的钱放贷，从而增加回报。例如，假设银行遇到了一个好主意，可以带来20%的回报，如果银行用$100的自有资金投资了这个想法，那么预期可以拿回$120，即20%的回报；如果该银行还从其他银行借款$900来投资这一想法，银行则将收回$1200，除去需要偿还的$900借款，还余下$300，相当于获得了200%的回报率，所以杠杆可以增加银行的回报。这不仅对银行有利，也有利于整个经济，由于更多的好想法可以得到资助，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创新和经济增长。

        然而，使用杠杆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风险。当企业家有了一个新想法时，通常这个想法并非十拿九稳，它可能会带来回报，但也可能不会，所以投资一个新想法实际上是一场赌局，而杠杆增加了赌局的风险。如果银行将$100的自有资金用于投资，在投资失败的情况下，银行就输掉了$100，但如果它还投资了$900的借款，在投资失败的情况下，银行就会损失$1000，所以高杠杆率的银行处境更加危险，实际上可能处于倒闭的危险当中。如果银行倒闭，且倒闭仅限于最初的那家银行，则其实没有问题，因为做投资的至少可能愿意偶尔承担失败的风险；但是杠杆的问题在于，银行倒闭不仅限于最初的那家银行，而是可能产生倒闭的连锁反应，导致其他银行也随之倒闭，这种银行的连锁倒闭就是所谓的系统性风险，也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发生的情况。

可见，信贷市场与马铃薯市场存在根本的不同。信贷市场中的小问题往往可以扩散成大问题，几家银行的倒闭可以引发银行的大规模倒闭；而马铃薯市场中的小问题往往可以通过自我控制和自我纠正得以解决。我们看到，在信贷市场上，一家银行在发放杠杆贷款和高风险贷款的过程中由于没有考虑到自身的行为会影响其他银行，从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负外部性，导致市场中涉及的行为总量往往过大，在上面的例子中，结果就是经济中的杠杆过高、面临的风险过大。

        针对信贷市场的负外部性，我们需要事前和事后两种干预措施来予以纠正。首先，在一家或几家银行陷入困境之后，我们需要进行事后干预。为此，政府可以对银行实施紧急援助，通过向银行提供资本的方式让它们得以继续运营、继续放贷。关于紧急援助，重要的是它的目的并非为了帮助陷入困境的银行，如果这些银行倒闭，而不再引起其他问题，那么经济其实是可以承受的，政府真正担心的是引发银行倒闭的连锁反应，是在最初的银行倒闭后可能受到伤害的其他银行。当然，政府援助政策是有代价的，因为如果预料到在自己陷入麻烦时，政府会出手援助，可能会促使银行承担更多风险，发放更多的高风险贷款，这也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讽刺的是，金融危机的事后解决措施实际上可能会助长未来的金融危机，这也是为何央行对商业银行实施紧急援助时总是忧虑重重。

        鉴于高风险贷款和杠杆贷款的负外部性以及政府事后紧急援助政策的道德风险问题，事前干预措施，也就是监管就显得格外重要。监管意味着政府限制银行的所作所为，其中最重要的监管形式是对银行杠杆率和资本要求进行限制。考虑到一家银行发放的贷款量，政府应规定该银行需保有最低限度的资本来支持贷款，同时要限制该银行从其他银行贷款的额度。

        总之，金融危机是由外部性引起的，一家或多家银行的冒险行为会影响其他银行，如果多家银行陷入困境，可能会将所有银行拖入泥潭。与此同时，外部性会由于银行预期得到援助时产生的道德风险而进一步加剧。因此，解决危机的方式一方面当然包括紧急援助，为了避免危机影响到整个经济，政府不得不向银行提供紧急援助，但这必须要与监管相配合，要从源头上对银行施加资本要求、实施杠杆率限制，从而防止银行陷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