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2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召开“新中国70年经济学总结国际研讨会”并由创始院长、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稻葵发布同名报告。报告阐述了对建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经济学总结的重要意义，主张从实践中提炼经验教训，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前景和可能遇到的挑战。出席会议的有包括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在内的众多国内外顶尖学者。会议由ACCEPT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
李稻葵认为，新中国70年经济建设在实践层面成就非凡，讲好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中国理论，从学理方面总结经验和教训，不仅是进一步发展的必修课，也可以在国际上增进理解，化解误解。回顾70年历程，前30年与后40年既有一脉相承的主线，也有经济发展思路和体制、机制方面的巨大差异，因而需要分别加以梳理。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一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从经济理论的角度获得的两条宝贵经验是：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是快速发展的基础；自主创新完全可行，但关键在于开放学习、引进和利用人才。此外，这一时期也为中国带来了三方面值得反思和铭记的教训：1-市场作用被行政力量全面替代，经济发展效率极其低下；2-经济发展离不开给予政府决策者恰当的行为激励；3-决策权与决策过程的过度集中导致重大失误。
之后40年，一个始于政府高度管控的非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也为人类创造了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极为特殊的经济增长，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李稻葵认为，这其中有五点经济学方面的考量值得总结；1-经济增长需要创立和发展新企业，需激励地方政府营造好的营商环境；2-快速的土地转换是增长关键，需激励地方政府将农地转换为工业或商服用地；3-金融长期保持稳定，使居民储蓄转化为实体经济投资；4-开放的最根本作用是学习，而非简单发挥比较优势或利用国外资金、技术；5-谨慎的宏观调控有利于对抗微观主体非理性行为带来的经济波动。
报告预计，5 年内，中国不仅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有可能进入国际标准高收入国家行列；15年内，中等收入人群从4亿倍增至8亿；30 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全球重要科研中心，建成最具特色的、具有全球标杆意义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在实现这一远大前景的过程中，如何保证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持久动力，如何使中国特色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定型，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发挥领导力，是必须应对的挑战。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对报告提出四点体会：1-过去70年中，中国在公共卫生和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2-激励机制对各经济主体的运行和相互合作非常重要；3-各国都应回溯历史，梳理过往的理论与实践，吸取经验和教训；4-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和互惠性。萨金特特别强调，美国政府现阶段加征关税的贸易政策正在损害美国利益。
印度人民党前主席、印度内阁前商务及法律部部长、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苏布拉曼尼安·斯瓦米结合多年来中印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首先回顾了2010前中国在GDP高速增长、结构优化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投入，以及失业率降低和贫富差距缩小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随后，针对2010年后中国GDP增长率和TFP增长率有所下降的问题，他认为中国过往的发展模式更多依靠资本和劳动增长，受到边际收益递减的制约。在当前提升的劳动力成本和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为保长期稳定发展，中国需要在加强创新、调整外贸政策、降低私营企业贷款难度等方面做出努力。
俄罗斯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文明对话研究所研究主任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认为，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实现的大规模的经济增长感到惊讶，这其中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并非根本原因，而正如研究院报告所指出，是中国前30年的发展为之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强大的国家政权、政府执行机制。稳定的社会秩序，政府的合理管制是先决条件，之后再引入市场化改革，才有经济增长的奇迹发生。其次，在谈到中国近年来增长放缓的问题时，波波夫指出这是政策发展的结果，体现在中国的汇率升值、外汇储备被消化、投资占比停滞不前。他认为，如果中国更多地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经济增长率还会有上升的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认为，支撑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理论来源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也不是西方现有主流经济学理论，而是根植于中国特殊国情的经济实践。他强调，中国经济学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实践性，在实践中探索并总结提炼。在不同阶段，着力解决不同问题，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与发现。高培勇相信，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是必然的，也是重要的。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是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界的共识，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根据人大研究团队的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增长高、波动低的特点，主要源于中国的投资稳定，特别是国企投资的逆周期，而不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短期调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具有多目标、多元化、多工具的特色，即各政府机构运用战略规划、法律法规、各类政策和行政手段进行经济调整，以弥补普遍存在的市场失灵。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统计指标、方法和体系的历史演化。首先，他指出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宏观经济指标在制定经济政策和检验政策科学有效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随后，通过对比以国民收入为核心指标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和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指标的国民账户体系（SNA）的差异，梳理了建国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与变迁。许宪春最后表示，为了满足经济分析和管理的需要，国家统计局不断改进改善核算方法，修订细化基本分类，开展了一系列普查和统计调查制度改革，逐步丰富和规范GDP核算的资源来源，提高了数据质量和国际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