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主要分享印度在身份认同和公共政策方面的一些经验，讨论印度试图在世界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双重目标。摆脱殖民主义后，很多国家都比较贫穷，人们身份不平等，以身份划分阵营。新政府至少面临三个挑战，即履行宪法对人民基本需求的承诺，在世界全球化中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也必须减少群体间的不平等和冲突。如何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呢？

        我们先看看印度在1901-1931年英国殖民统治期间不同身份群体（种姓）之间的不平等情况。印度不同种姓有巨大差异。婆罗门是最高的种姓阶级，他的受教育率达到50%。而底层群体，如恰马尔人、桑塔尔人和贡德人，受教育率接近0。在两次普查期间1901到1931年，不平等情况几乎没有变化。印度独立后制定了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安贝德卡尔是印度宪法的起草者，为少数群体争取了单独选区。他想通过宪法阻止种姓迫害，希望通过平权运动为被污名化的群体树立榜样。1955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我们希望所有群体能被一视同仁，一个阶层应向另一个阶层尊重自己那样尊重他们”。宪法试图通过法律实现这些目标。1950年印度有了单独的种姓和部落两大类列表，每一类下面有约有一百个不同的群体，两个大类的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15%和7.5%。宪法规定立法院中的政治席位应与群体中的人口比例相适应，联邦就业和高等教育的配额也应如此。这些可以从各邦1961年的数据里得到印证。

        不同的群体拥有着不同水平的资源，如何看待群体的流动性。想象两个群体：红色一方有优势，蓝色一方处于弱势。如果有一个只能基于可观察标准而进行选择的系统，如考试成绩，培训水平，预期生产力等，我们将只会选择红色分布右顶端人群，来自蓝色分布的人会很少。如果想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制定能够考虑所有群体的政策。在引入群体配额和数据代表性时，需要有一份红色和蓝色群体的数据。对印度来说，22.5%人来自蓝色群体，剩下的全部来自红色群体。如果不用配额制，而是通过改善公共产品的获取，如建造学校、医院等设施，使资源分布在两类群体中比例接近，那么蓝色人群分布就会向红色人群分布移动。最终不同群体只需要设置同一个阈值进行选择和评测。

        我们用绿线表示表列部落，蓝线表示表列种姓，剩下的人用红线表示。随时间推移和公共产品的普及，不同群体的教育水平都变了，绿线和蓝线都向右移动，可能红线也会右移。如果只看那些有学校的区域，可能绿线和蓝线移动幅度将比红线大。在印度的例子中，种姓划分区域比部落划分区域有更多机会接受教育，因此，绿线移动幅度就比蓝线小。如果引入更多群体，变化会更复杂。那时，这些配额就会被争抢，因为左边的一些群体即使在同一个类别中，也很难享受到这些配额。

        具体看教育情况。1971年，人们受教育机会很低，只有3%的村子有小中学。到2021年，18%的村子有了高中，44%的村子有了初中，而小学几乎每村都有。这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年开始实施最低需求计划，制定了人口标准，规定每个村子一公里范围内必须有小学，三公里范围内必须有高中。因此，人们受教育机会大幅增长，但不同邦仍存在较大差异。这反过来又造成了不平等。有的区域集中了一个群体，其他区域集中了另外的群体，取决于学校的地理位置，一些群体受益，另一些受损。图中，红色表示未在册的群体，这些圈圈的大小和人口成正比。黑色虚线是1971年，蓝色线代表2011年，每个邦用不同线表示。我们发现1971年人群都集聚在一起，不同邦和同一个邦里，不在册的群体和在册的群体之间，高中入学率和毕业率没太大的差异。随着时间推移，入学率提升，不平等出现。与部落群体相比，种姓阶层的入学率上升更高，未在册群体上升最高。但卡拉拉邦是个例外，1971年它的高中入学率就非常高，四十年来更有了大幅增长。

        进一步，我们来考察一下种姓中特定群体的情况。有些群体遍布多个邦，如紫色是马哈尔种姓，即安贝德卡尔所在的阶层。这些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在那些有更多高中的邦里，他们的教育程度提升地更高。这些图表向我们展示了高中，特别是公立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对于一个特定的种姓而言，在那些教育扩张更大的邦里会发展得更好。同时，各邦内部也有不平等，这是尾部选择的自然结果。同一个邦里出现不同水平的资源机会时，如果你选择了右侧顶尾，从某些群体中选出的人会比其他群体多。克拉拉邦情况特殊，与其他邦最大的区别在于她的大多数村庄都很大，93%的村庄超过5000人，其他邦的比例低很多。南部其他三个邦：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只有7%的村子人口处于这个规模。尽管克拉拉邦也存在很多种姓不平等，由于人口集中，公共产品的提供合理，带来了更高水平的教育和更大的流动性。

        总之，印度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有代表性的试验。其他地方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平权运动，也不会以宪法授权的形式规定政治代表。然而，这种代表权带来的好处并不均衡。如果想要追求更平等，就需要我们大规模地增加公共产品。这将有助于促进平等性的增长，也有利于消除平等和增长的紧张关系。由于公共产品不仅增加了弱势群体的流动性，还带来了更多的教育。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会带来高回报。